不过好在，去年的一切焦头烂额的事情，他终于从中熬了过来，罪己诏这个不到最后时刻，没有帝王愿意向天下苍生下的旨意，终究是没有发出去，也为他李弘执掌大唐后，保住了颜面。

但从去年的天灾人祸一事儿上，也让他更加充分、清晰的认识到了豪门显贵的品性，以及朝臣宗亲在国子监以外受学事情的利与弊。

虽然他并不主张因此要作废这些高门显贵、朝臣宗亲、直系在大唐官吏队伍中的任何一人，但显然，掌握着更多的官场资源的他们，就像是当初的五姓七望一样，会给天下士人造成一种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恶习。

同时，也自然而然的剥夺了寒门士子在朝堂之上的功绩与资源，使得有能者不能升迁，而有背景者却可以轻易的升迁，占据朝堂更大的资源，从而再次形成以豪门显贵、或者是宗亲为主干的官场集团势力。

是非对错、是非曲直，在六部尚书以及三省长官的禀奏下，就像是一堂专门为苏严、杜并、杜闲以及崔永珂而准备的解释汇报。

即便是京兆府府尹苏瑰，在听到三省六部的禀奏后，也已经尴尬的低下了头，虽然他在任职京兆府府尹后，就已经有资格知晓朝廷上的一些重要数据。

但像这种还未公报的数据，他还是第一次得知，而且在这之前，即便是他心里已经明明白白的清楚，国子监、寒门士子为首的为官者，相比起五姓七望以及朝臣宗亲的为官者，前者对大唐社稷、黎民苍生的福祉贡献更大。

但从来不曾真正琢磨过此中味道的他，依然还是坚信着自己为官升迁这一条老路，依然信奉着裙带关系，以及党羽势力，对一个为官者更加有用的准则。

所以这也是他为何，从来不曾想过让自己的儿子进入国子监或者是弘文馆，毕竟以他自己为官经历来看，能够在五十有三的年纪，做到京兆府府尹的位置，凭借的可不是国子监、太乙城的那些关系与事物，给百姓乃至大唐社稷带来的温饱跟影响。

完全是凭借自己身后的同僚，或者是豪门显贵之间的密切关系，加上自己的能力以及陛下的点拨、提拔，才有了今时今日的地位。